1872年，日本。
一个叫福泽谕吉的人，在东京下町的一间陋室里，写下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。这本书后来成了明治维新最重要的思想炸弹之一，名字叫《劝学篇》。
同一年，明治政府派出了岩仓具视使团，横跨大洋出访欧美。使团的任务有两个：一是与列强就修改不平等条约进行预备性谈判，二是实地考察西方，为国内改革博采他山之石。
一条线在政治外交的台前探索，另一条线在思想启蒙的幕后呐喊。两条线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命题——日本，到底怎样才能真正站起来？
福泽谕吉的回答只有两个字：独立。
当然，别以为他说的独立就是“不受别人管”那么简单。在《劝学篇》里，他从个人讲到国家，从物质讲到精神，最终拼出一张完整的民族生存地图。他的论述鞭辟入里，从不同层面揭示了“独立”的内涵和意义。
庆应义塾大学校内的福泽谕吉雕像
1）独立，是“必需品”而非“奢侈品”
福泽谕吉讲独立，不是上来就喊口号。他是从底层逻辑开始，一层一层往上盖楼。他的论证方法很清晰——先把“平等”拆成三个维度，然后在每个维度上证明“为什么平等就意味着独立”。
1）人与人生来平等，这是地基
在人与人的关系上，福泽谕吉指出了三个方面的同等性。
其一，人之先天生来的人格是同等的，决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。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，说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冒犯，但他没有退缩。
其二，人之后天谋生的权益是同等的，大家自由自在地向天地索取所需，“互不妨害地安乐度日”。这是一种朴素而有力的权利主张。
其三，人类社会确实存有贫富、强弱、智愚的不同，但在重视生命、维护财产、珍视名誉这些基本权利上，大家完全同等，毫无区别。
讲到这里，他做了一个极妙的比喻——那些恃强凌弱的人，就好比“一个大力士以为，自己腕力大就用他的手腕拧断别人的手腕一样”。
拧断手腕，这四个字，疼痛感立刻就上来了。
他把“天赋人权”这个抽象哲学概念，直接翻译成了每个人都能听懂的身体语言——谁敢说“我比你高贵，所以我该欺负你”？
福泽的回答斩钉截铁：你这是在拧别人的手腕，绝对为世所不容。
这一刀，直接砍向了封建等级制度的命根子。对于每一个普通人而言，这种论述对唤醒平等独立的自我意识，极有鼓动作用。
2）政府和人民，从来不是恩赐关系
从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讲，福泽谕吉提出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概念——人民对政府具有“主客两重性”。
什么叫主客两重性？
为客者，人民在政府的领导下“充当一个公民”，接受管理，遵守法规。这是大家都懂的一面。但福泽没有停在这里，他接着指出为主者——全国人民共同协商，“结成一个称为国家的公司，制订法规并付诸实施”。
注意这个比喻——“国家的公司”。人民是股东，政府是受委托的经理人。这个类比放在今天也许不算稀奇，但在1872年的东亚，把国家比作公司、把政府比作代理人，是石破天惊的政治观念革命。
福泽谕吉进一步推演——人人直接执政不可能，所以订下约法，设立政府，托其“代表人民办理一切事务”。
因此，人民对政府官吏的尊重，不是尊重他这个人本身，而是尊重他能“忠于职守”、执行由人民制定的国法；政府对人民的保护，本来就是应尽的职责，不能叫做恩惠。
这就把关系彻底理顺了。
传统的“重民”思想是站在上面往下看，即“我要对你好一点”。福泽谕吉的“主权在民”是站在下面往上看——你不是对我好，你是应该的；保护人民是你的职责，不是你的恩赐。
从封建的“重民”到近代的“主权在民”，平等独立的观念在这里大大提升了一步。福泽谕吉基本说明了政府的建立、政府与人民的相互从属关系，都是由社会契约所产生。这种论述，在当时是极其先进的政治理念。
青年时代的福泽谕吉
3）国与国，谁也别想拧断谁的手腕
从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讲，福泽谕吉的推导逻辑非常朴素，也非常严密。
因为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，所以自由独立不仅限于个人，还适用于国家。既然一个人无权加害另一个人，那么百万人、千万人之间也应同样如此。
由百万人组成的日本，和由英国人组成的英国，其人民“同样是天地间的人，彼此就没有妨害权利的道理”。
福泽谕吉接着指出，和人与人之间一样，国家之间也有贫富强弱的不同；但国家的权利，却没有毫厘轻重之别。若有国家想以强凌弱、以富压贫，那也和大力士拧断别人的手腕一样，就国家的权利来说“也是不允许的”。
他站在尚未崛起的后进国立场上，将平等独立的原则推上了“民族独立”这一高度。
不是以强者的逻辑去要求平等，而是以弱者的尊严去捍卫平等。在十九世纪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中，这种立场既有强烈的道义力量，也有切实的现实意义。
4）独立是目的，文明是达成目的的手段
通过以上三个层次的论述，一条清晰的逻辑链已经浮出水面：
由“天赋人权”所决定，人与人是平等的；由“主权在民”所决定，人民与政府是平等的；由“不同国家的主权分属不同国家的人民”所决定，国家与国家是平等的；能平等，就意味着相互之间的不可侵犯性，就意味着各国本应独立自主。
在这里，主张个人平等自由的“民权论”和主张国家独立自主的“国权论”，很自然地被揉和在了一起。这个逻辑闭环的意义非常重大——它让“独立”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，而成为一套具有严密理论支撑的思想体系。
但福泽谕吉并没有止步于理论建构。他说了一句可以作为全篇核心公式的话——“国家的独立也就是文明，没有文明就不能保证国家的独立，独立是目的，文明则是达到目的的手段。”
独立不是关起门来自己玩，而是在开放中通过学习文明来获得和巩固独立。文明不是目的本身，它是通往独立这条大道上的车马。
更妙的是，福泽谕吉还给独立分了层次。
个人实现了衣食住行不依赖人，只是尽到了独立的“内在义务”。这只是个人的自立，不是完整的独立。只有全国人民共同努力，发展全社会的文明，“使国家获得自由独立的地位，才能说完全尽到了内在外在的义务”。
个人独立是起点，国家独立是终点。不能只顾自己过好日子，忘了国家还在列强的威胁之下；也不能只喊爱国口号，自己却什么责任都不愿承担。换言之，个人独立与国家独立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。
青年时代的福泽谕吉
2）如何学习西方并保持独立？
地基打好，逻辑讲通，接下来才是最考验人的实操问题。
福泽谕吉认为，人类进入近代文明社会，西方先于东方。由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决定，先进西方国家拼命扩张，落后东方国家难以自存。
日本虽然已经迈出了改革步伐，但依然受到西方列强的严重威胁。如何在向强者学习的过程中保持独立？这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。
福泽谕吉给出了一套三步走的方法论。三步层层递进，环环相扣。
1）有胆配资公司风险控制：承认差距，也敢与世界为敌
什么叫有胆？福泽的主张包含两层意思，缺一不可。
首先，敢于正视现实、承认差距，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。
当时日本朝野有一种论调叫“攘夷”，就是要把洋人赶出去，关起门来过日子。这种情绪在民族自尊心受伤时特别容易获得共鸣。
但是，福泽谕吉毫不客气地斥之“异常狭隘”。他给出的理由很清晰——时代变了，还想用老办法保住独立？那是刻舟求剑。欲保独立，就要打开门户经受考验，而且在向西方的学习中树立起新的自信。
为了说服心存疑虑的人，福泽找来了有力的旁证。
他提到印度。文明古国，历史悠久。又提到奥斯曼土耳其，曾以英武名世，一度让欧洲胆寒。但这两个国家有一个共同问题——国民长期“所看到的仅限国内的事”。
它们不是被敌人一夜之间打败的，而是在自己的傲慢和封闭中，不知不觉遭受外商权势的压迫，直到国破家亡。福泽以此告诫国民，吸取他人教训，确如警钟木铎。
这个例子到今天看依然触目惊心。它说明了一件事，闭关自守保不住独立，它只会让独立在无声中被侵蚀殆尽。
其次，敢于摆正正义、不畏强暴、据理力抗外侮。
学习归学习，低头归低头，这是两码事。
福泽谕吉说得非常明白。日本当时确实不如西洋富强先进，但国家权利不能因此就此拱手相让。换言之，“如果无故受到欺凌，即使与世界为敌亦不足惧”；对讲理者建交，对不讲理者抗拒。
不卑不亢四个字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极难。毕竟，自卑和自大往往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——自卑者在某些场合表现为畏缩，另一些场合又反弹为虚骄。
福泽把“承认差距”和“不畏强暴”合在一起，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积极的现实主义态度和果敢进取的精神。这两者合在一起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“有胆”。
乌德勒支大使馆前的访欧团成员，左二为福泽谕吉
2）有识：十六字组成的黄金法则
这一步是三步之中最难的，也是福泽思想中最精华的部分。如果说“有胆”解决的是敢不敢学，“有识”解决的就是会不会学。
福泽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深入比较。他认为在当时条件下，日本向西方学习毋庸置疑，但西方文明即使高出日本数倍，也未必尽善尽美。
这个判断很重要——他既不是“外国的月亮比较圆”的盲目崇拜者，也不是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的顽固守旧派。他是一个试图站在两者之上、用自己的脑子做判断的人。
针对当时“事无巨细莫不仿西”的风气，《劝学篇》特别提醒本国国民，学习西方要注意识别，并说出了那十六个字：
“信其可信，疑其可疑，取其可取，舍其可舍。”
信、疑、取、舍，四个动作，对仗工整，朗朗上口，堪称文化引进的黄金法则。它把“如何学习”变成了人人可以理解和操作的步骤，可以拿去做文化开放的座右铭。
而且福泽谕吉的思考比这十六个字还要深入一层。
他进一步指出，东西方风俗习惯之别、思想感情之异已历数千年，即使对那些确实可以“取”的东西，也不应“骤然强搬硬套”，而必须经过“深思熟虑”。
这个补充非常关键。有些东西在人家那里是宝贝，搬到你这里可能变成毒药。不是东西不好，是水土不服。所以“深思熟虑”这一步不能省略。
福泽谕吉把那些一知半解就随波逐流的人，斥为身处五里雾中的虚妄迷惑。他说，在混杂纷乱中，人要有自己内心的“主宰”，“支配自己本心的既非自己的东西、也非他人的东西”——他把这种状态视为病态，提出要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判断原点。
正是在这个基础上，福泽提出了一个超越同时代很多人的概念——“智战”。
这不是军事上的兵战，也不是经济上的商战。这是从务农经商到著书办学，从创办工业到开设议院，全面铺开与西方竞争，开展总体性的“智战”。
这个概念不仅冲破了日本幕末以来“东洋道德、西洋艺术”的旧藩篱，而且大大超出了同时代中国的“兵战”“商战”之说，把对西方“学习加竞争”的民族观念推向了更高境界。
作为一个后进国家的启蒙思想家，福泽在此表现得极有见地。
福泽谕吉著《西洋事情》内页
更值得大书特书的是，明治维新后来的实践，几乎完美印证了福泽这套“择善而从”的思路。
日本学者做过一个梳理，生动展示了明治日本如何像拼图一样，从全世界最优秀的地方取长补短：
1872年颁布的教育制度，以法国的学校区划制度为“样板”；日本帝国海军是英国皇家海军的“复制品”；陆军受到德国的“巨大影响”；电报和铁路按英国“模式”建立；大学以美国为“榜样”；明治宪法和民法以德国为“原型”，刑法的原型则来自法国。
注意这个清单——法国的教育、英国的海军、德国的陆军、美国的大学、德国的宪法民法、法国的刑法，这简直是一张“全球最优配置表”。
日本不是全盘照搬某一个国家，而是像一个精明的工匠，在世界各国的最强项中挑选最适合的部件，拿回来用在自己的机体上。各国先进因素与日本国情交融汇通，最终酿成了“日本特有的一种西方文化”。
这才是真正的“取其可取”。
3）有志：上下同欲，把命运攥在自己手里
有胆打开门，有识辨别好坏，最后一个问题是：往哪儿走？怎么走？
福泽谕吉坦率地承认日本落后，同时又充满自信地激励国民——贫富强弱并非天定，而“决定于人的努力与否”。
努力的方向是什么？他要求国民专心致力于“实学”——特别包括历史、地理、经济、政治等与国计民生大局相关的学科。在他看来，只有通过“实学”，“深切追求真理以满足当前的需要”，才能步步走向既定的大目标。
注意“实学”这两个字。福泽谕吉不是让国民去钻研故纸堆里的玄理，而是把学问和国家命运直接挂钩：
学历史，是为了知道世界怎么演变；学地理，是为了知道资源在哪里、对手在哪里；学经济，是为了让国家富起来；学政治，是为了让国家治理好。每一门学问都有明确现实指向，都为了“满足当前的需要”。
为达到民族整体的目标，福泽谕吉热望举国上下齐心“立志”。《劝学篇》提出，人民应“不分贵贱”，士农工商“各尽其份”；政府应“解放人民”，与人民“同甘共苦”。
上下通力合作——这是福泽给民族振兴开出的最后一味药。若个人能独立，家庭能独立，国家也就能独立，而且这种独立是奠定在不可动摇基础上的，“与外国实行竞争而毫不退让”。
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。
福泽讲“有志”，始终没把它变成纯粹的个人奋斗叙事。他反复强调“上下通力合作”，强调政府要“解放人民”、与人民“同甘共苦”。
他明白一个道理——个人再努力，如果制度不提供空间、上面的人不配合，努力很快会撞到天花板。反过来，政府再喊口号，如果下面的人没有独立的志气和能力，也是空中楼阁。个人的“有志”和国家的“有志”，必须同步进行，缺一不可。
福泽谕吉创办的三田演说馆
4）重在胆，难在识，贵在志
福泽所处的时代，近邻“大清”这个曾经的“天朝上国”，自鸦片战争后步步下堕。这使日本有识之士引以为鉴，格外注重研究如何应对西洋文明的尖锐挑战。
所以，《劝学篇》所强调的核心就是：日本要想增强国力，就应开门引进西方先进的东西，但必须以民族独立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。
后进国家欲真正通过开国“师夷”来实现富强和独立，确如福泽所言——重在“有胆”，难在“有识”，贵在“有志”。
重在，难在，贵在，这三个词的区分本身就很有洞察力。“有胆”是起点，倘若没这第一步，后面都是空谈，所以是“重”；“有识”需要判断力，需要深厚学识和清醒头脑，不是喊口号能做到，所以是“难”；“有志”需要持之以恒，在漫长岁月中不动摇、不懈怠，所以是“贵”。
三者不是简单的并列，而是一个递进的阶梯。理解了这九个字，就理解了后进国家崛起的底层逻辑。
3）比落后更可怕的，是精神上的“软骨病”
配资排名公司当然，《劝学篇》写得最深刻、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地方，在最后这一层。
福泽谕吉问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——：什么才是“真正的独立”？他的答案让很多人重新校准了对“强大”的理解。他通过对独立概念的深入剖析，指出了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：真正的独立是“精神上的独立”。
元股证券:ygzq.hk1）如何理解“有形”与“无形”的独立？
福泽谕吉把独立分成了“有形”和“无形”两种，然后说了一句让人不得不停下来思考的话。
在他看来一国的文明程度不能只从外表衡量。学校、工业、陆海军这些有形的文明或独立，要想达到并非难事。
请注意这句“并非难事”。
在当时日本的国力条件下，建学校、办工厂、造军舰，哪一样不需要倾举国之力？但福泽竟说这些“并非难事”。他不是在轻视物质建设，而是要让读者意识到，还有比这更难、更根本的东西。
他接着说：还有一种“无形的东西”，看不到、听不到，不能买卖、不能借贷，但“它普遍存在于全国人民之中”。没有它，学校、工业、陆海军将得而复失或存而无用。它可以称为“文明的精神”，且“极其伟大而又重要”。
这就是“人民的独立精神”。
福泽谕吉进一步阐释：独立的精神是一种内在的独立，这是民族独立的支柱。无此支柱，外在文明不仅徒具形式，且难维持久远。因此，他将精神上的独立视为“真正的独立”。
这段话的精妙在于，它不是在贬低物质建设，而是在追问：
物质建设是谁来做的？靠依赖别人的心态还是靠独立自主的心态？如果造军舰的人心里想的是“反正打不过就投降”，那这艘军舰再先进也是假的独立。
物质是载体，精神才是引擎。没了引擎，所有外在装饰都不堪一击。
老照片中的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
2）无独立精神者，三步滑向深渊
福泽谕吉的论证没有停留在宏大概念上。他从单个的人分析入手，做了一串令人心惊的推演。
首先，人无独立精神，即不具备主人翁思想，难以国事为怀。
一旦国家面临外侵，这样的人往往“自居客位”，觉得“这是当官的事”“这是别人的事”，不敢挺身而出。他说得很直白：“要想国家独立就很困难了。”
这是第一步：退缩。
其次，人无独立精神，即生依赖心理。
依赖会产生连锁反应——怕人，怕人就会谄媚人，谄媚久了就会彻底屈服于人。于是，在国内得不到独立地位，当然也就“不能在接触外人时保持独立的权利”。
这是第二步：依附。
再次，人无独立精神，即会“仗势做坏事”。
不以有伤国权、人格为耻，反以狐假虎威牟取私利而得计。福泽由此得出沉重结论：“国民独立精神愈少，卖国之祸也随之增大。”
这是第三步：出卖。
从退缩到依附，再到出卖，福泽谕吉用极简的文字勾勒出了一条精神上的堕落曲线。三步走完，一个人、一个民族的脊梁就断了。
这套推演之所以有力，在于它没有道德说教，只是冷静地陈述了因果关系——你精神上站不起来，行为模式就会顺着这个方向滑下去。
这是规律，不是诅咒。
3）无法“独立”的病根：“寄食于国中的食客”
福泽谕吉没有把问题全怪在个人头上，他的眼光更为深远，追问了更深层的社会根源。
他认为，数千年来国家权力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，从文事武备到工商各业，以至民间生活细节皆归政府管辖，人民如流浪的食客，“仅得寄食于国中”。什么都等上面安排，什么责任都推给上面。
久而久之，无从表现独立精神，就酿成了全国的风气。
“寄食于国中的食客”——这个比喻太狠了。
它精准揭示了一种国民心态——在这里活着，有饭吃有地方住，但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主人。食客嘛，谁掌权跟谁混，谁给饭跟谁走，国家兴亡是别人的事。这种心态在长期高度集权下，几乎必然形成。
福泽谕吉是代表新生资产阶级，斥责专制对“独立”的压抑，急切要求摆脱封建束缚，实行自由竞争。这是资本主义在旧制度母体内初兴时，“独立精神”合乎理性的表露。
他的逻辑链是完整的：
专制制度制造出依附人格，依附人格支撑着专制制度。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，必须从制度和文化两个层面同时动手。制度要“解放人民”，鼓励自由竞争；文化要培育独立精神，让每个人学会自己站起来。
日语版《劝学篇》内页
4）三副猛药：不畏圣贤，不畏成规，不畏孤独
福泽对症下药，提出了培养独立精神的途径。他的主张大致包括三个方面，每一个在当时都是惊世骇俗的。
第一副药：不慑服于圣贤。
针对“君臣父子”“男尊女卑”等封建观念，福泽放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——凡违反天理、反对自由平等者，“即使是孔子、孟子，也不必有所顾虑，仍当视为罪人”。
在儒家文化浸润了两千年的日本，这话简直是平地一声雷。但福泽的出发点不是故意挑衅，而是要打破更深的精神权威。
如果一个人从小被教育“圣贤的话永远是对的”，就永远不可能养成独立判断的习惯。福泽要做的，是让人们敢于用自己的理性去检验一切权威——哪怕这个权威叫孔子。
第二副药：不受制于成规。
福泽没有停留在批判上。他搬出了一串改变世界的人物和事件——牛顿发现地心引力，瓦特发明蒸汽机，马丁·路德进行宗教改革，美国发起独立战争——从自然科学到社会制度，从宗教信仰到民族独立，每个领域的重大突破，都是从“大胆驳斥古人认为确定不易的学说”开始的。
这些例子选得极有讲究。
牛顿打破的是关于自然界的“定论”，瓦特打破的是关于技术的“极限”，马丁·路德打破的是关于信仰的“正统”，美国独立战争打破的是关于政治的“秩序”。四者合在一起，信息很清楚，人类一切进步都始于对“成规”的挑战。不敢质疑，就永远停在原地。
第三副药：不仰仗于他人。
福泽谕吉对学者群体寄予厚望。他说，学者应该志趣远大，通晓科学本质，于世“独立不羁”。若无同道，就是单人匹马，也应“养成担负国家兴亡重责的气魄”。
单枪匹马也要上。这句话的悲壮感和使命感，是福泽给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画的精神肖像。
他不是鼓励孤芳自赏，而是在说，当真理在你这一边，即使全世界都不理解，也要扛住。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独立承担责任的勇气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。
但福泽谕吉不是只对知识分子提要求，他还提议上下并举：
政府应为人民提供自由，“鼓励互相竞争”；人民要多读书、多接触新事物，平心静气放开眼界“以求真理所在”。
他很清楚，个人觉醒需要制度土壤来承接。政府松开绑绳、打开空间，人民抓住机会、自我成长，两者必须同时进行。
他还特别强调社会风气的作用——在全社会形成风气后，民众的独立精神才得以育成。社会风气至关重要，它的形成绝非一时一地、一人一事所能决定。
福泽揭示出民族独立与时代背景、民族文化心态的内在联系——这个视角在当时非常超前。他意识到，精神独立不是靠一两个英雄就能完成的，必须变成弥漫在空气中的社会共识，变成“大家都觉得应该这样”的文化惯性。
当独立精神成为风气，后来每一代人就会被它自然而然地感染和塑造，不再需要从头启蒙。
晚年的福泽谕吉
4）尾声：跨越百年的思想回响
当然，福泽谕吉的《劝学篇》并非完美无瑕。它对“独立”的鼓吹，和明治时期的启蒙运动一样，具有专制主义的历史局限性。
对此有评论认为，，这个被称为“上层社会的民权说”，主要代表作为绝对主义社会基础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核心利益；它不是纯粹的人民呐喊，更多是一场由上至下精心设计的启蒙工程。
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它的思想矿脉中，开采出那些真正超越时代和地域的东西。
比如学习外来文明时，要不要保持自我的主体性？
“信其可信，疑其可疑，取其可取，舍其可舍”——择善而从，这四个字说来简单，做到的国家和人从来不多。因为这需要“有胆”去打开门，需要“有识”去辨别好坏，更需要“有志”去长期坚持。
比如衡量一个民族是否真正强大，到底该看什么？
福泽的答案是。看精神有没有站起来。物质上的独立可以买来、借来甚至被赠予，但精神上的独立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不能买卖不能借贷，却决定了所有有形之物最终是“得而复失”还是“存而无用”。
再比如任何宏大的目标，最终都靠每一个具体的人来承担。而人的独立精神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它需要正视现实的勇气，需要辨别好坏的主见，更需要日复一日脚踏实地的坚持。
有胆，有识，有志。160年前，福泽谕吉把这三个词，融会贯通到了《劝学篇》的字里行间，今天翻开来，墨迹犹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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